◎王纪宴
编者按：文艺谈论专刊推出的《青浪潮》系列青年艺术家访谈，一言蔽之的初衷，便是倾听青年艺术集体的所思所想，重视他们当下的境况和作品，架起他们之间沟通和沟通的枢纽——在向外界供给了解他们的关键一同，也饯别咱们这份面向青年的文艺谈论专刊的职责和责任。
“他是百分之百我国本乡培育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他用一只我国制作的圆号，改写了国际舞台上的我国管乐前史。”得到如此赞誉的，是年青的圆号演奏家曾韵。
2019年6月，仍是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二年级学生的曾韵，在第16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竞赛中取得铜管组榜首名。在随后的竞赛获奖者音乐会上，指挥家捷杰耶夫称曾韵为“本次竞赛最大的惊喜”。
2021年，在被称为欧洲古典音乐家摇篮的德国ARD国际音乐大赛中，曾韵作为仅有进入决赛的我国参赛者，赢得第二名的佳绩。2022年9月，22岁的曾韵前往德国，担任柏林国家管弦乐团圆号首席。
本年暑期，曾韵回国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地扮演协奏曲，举行独奏会，录制唱片专辑。其间，他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新专辑签售和对谈活动，与本文作者进行了一次沟通。曾韵不只谈到他自幼学习圆号的阅历，也在对圆号这件乐器的魅力、对演奏者的应战等问题的见地中，显示出他超卓的专业造就。其间展现的诙谐性情和过人的表达能力，打破了人们既往对“我国音乐神童”的刻板界说。
开蒙：我的宿命，爸爸的“骗局”
北青艺评：德·罗加尔-列维茨基的作品《管弦乐队说话》写到圆号时有这样一句：“交响乐团中最富有诗意的乐器，毫无疑问是圆号。”我信任这代表了许多古典音乐爱好者的一同心声。但关于一切圆号演奏的人，以及对圆号了解深化一些的人，一同还会加上这样一句：圆号也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乐器中最难把握的一种。你是否还记得对圆号这件乐器的开端形象是什么样的？
曾韵：关于我，生来便是要学圆号的，是宿命。包含我的姓名，便是我爸设下的一个“骗局”。
我对圆号的形象是从我爸爸那里得来的，他是乐团的圆号首席。在我很小的时分，或许一岁还不到，我妈妈在这个房间里照顾着我，爸爸在旁边的房间里给学生上课。学生吹得又响又刺耳，我妈都受不了，我睡得可香可香了！我爸说：这孩子有音乐天分啊！我爸从前对我妈说，只需男孩子才干学我的乐器，男孩子才干吹圆号。如同生儿子便是为了把他的作业传承下去。当然，现在有多位优异的女人圆号演奏家，比方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圆号首席凯蒂·伍利（KatyWoolley）,人十分瘦，长得十分漂亮，吹得十分棒。还有柏林爱乐的萨拉·韦利斯（SarahWillis）等。
我真实开端学圆号的关键，是我小时分身体不是很好。我在幼儿园的阶段，每周的“流程”简直都是这样的：周一去幼儿园，周二咳嗽，周三发烧去医院，医师一见到我就会说，“曾韵又来啦？”周四好一点，周五好了。然后是周六、周日歇息。下周一又重复前一周的“流程”。我妈就受不了了，说别去幼儿园了，就在家待着吧。
所以我上小学之前在家待了一年，游玩，很高兴。那是2006年的1月23日，对，是这一天的下午，我爸爸在吹莫扎特的第二圆号协奏曲的榜首乐章，那段时间他们乐团有扮演。我走过去说：“爸爸，能不能让我吹一下？”我爸可高兴了：“哎吹吹吹！快吹快吹！”赶忙就把号嘴拿下来给我吹。我现在幻想，我爸爸那一刻的表情，假如拍成《摔跤吧！爸爸》那样的电影，画面里他的眼睛必定是大放光辉的。从那天起我就开端先吹号嘴，一个月后吹号。乐器很沉，那是成人的乐器。
我爸爸妈妈是比较严峻的家长，我小时分是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可是他们特别不满意我总是顾此失彼。我上一天学丢两个大队委的标牌，上午丢一个，下午再丢一个，我妈会经历我。可是只需我吹号，他们就从来不吵我，不说我。所以，我不能说音乐是我的避风港，由于那样如同让人误以为我日子在家暴的环境下，但音乐的确总能给我一种特别平缓的感觉。我爸妈都是属虎的，我是属兔子的，两只山君盯着一只兔子——这是很恐惧的作业。可是圆号一吹，“两只山君”就都平缓下来了。所以我就知道：没错！圆号，便是它了！
精进：“最难的乐器”，每天都像走钢丝
北青艺评：在跟着爸爸学习圆号的进程中，在技能操练之外，有没有形象特别深入的时间，让你体会到圆号这件乐器的魅力，或许说作为圆号演奏者的美好感？
曾韵：我形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那一年，我10岁。有一次我爸爸到成都的其他交响乐团协助扮演，他吹首席，可是二圆号生病了，一时找不到人代替，咱们都很着急。其时成都的交响乐还没有开展得像今日这样，音乐方面的人才还比较紧缺。找不到人怎么办呢？我爸爸就说：“要不把我儿子叫过来吧？”然后我就去了。曲目是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德九很难的，乐团的人其时还忧虑，要在椅子上给我垫个枕头，说你太矮了，假如有人说咱们招童工怎么办。
我那次吹得还不错，扮演完毕后指挥请我爸和我站起来承受听众的掌声。咱们看我这么个小孩参与这样的扮演，掌声和喝彩分外火热，让我感觉很振奋。这次扮演对我来说很特别，由于在那之前，都是在比较小的环境中操练演奏。最多也便是我爸带几个朋友来家里，招待我：“幺儿，扮演几个节目给他们看一下。”吹完后咱们表彰几句。但那次扮演对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震慑，所以，或许从那天开端，我对和乐团、和他人协作这件事就变得神往了。
北青艺评：那么，在后来的学习中，关于你所需求把握的这件乐器，面临老练的专业演奏者都常常难以打败的技能困难，有没有让你发生挫折感的时分？
曾韵：我小时分也常常被骂，最苦楚的阅历来自我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分。我是破格进的少年交响乐团，我周围都是相当于高中阶段的学生，但我才初二。咱们的指挥教师一见到我就问：“这小孩儿能吹吗？不行啊。”我觉得挺冤枉，说“我吹得挺好的”。咱们知道，作曲家在创造时脑子里想的总是一件乐器最棒的声响和作用，所以他们写在谱子上的音符也往往是最难演奏的，一个初二的小孩来吹，很累！常常吹得嘴上都是疤什么的。吹得累了，状况也会不那么好，失误也就多了，指挥教师就会批判我，对我冲击很大。从那个时分起我就知道，圆号真的是最难的乐器。
北青艺评：可否请你从专业的视点和非专业的咱们说一下，吹圆号为何这么难？
曾韵：圆号的难，和它的泛音列（一种界说乐器声波特征的专业术语）的方位有联系。在圆号演奏比较常用的音域中，吹不吹得出这个音都是形而上学：咱们每天都像是在走钢丝，咱们总是在一个风险的区域里演奏。但听众是买了票来听音乐会的，只需吹错了音那就肯定是乐手的问题，是不行宽恕的。所以咱们的压力就比较大。别的，圆号需求和铜管一同吹、和木管一同吹、和弦乐一同吹，排练量和演奏量是很大的。这一切都造成了这件乐器的归纳难度。
我也特别感谢批判我吹得欠好的听众。假如都不说我了，那便是抛弃我了，没得治了，就像到医院治病都不给用药了。
竞赛：我很走运，得到了“我不应得到的”
北青艺评：演奏圆号，就像你比方的走钢丝，难度越大，就越需求演奏者具有天分和不怕单调、吃苦操练的意志，以便能够担任其事，包含打败在音乐竞赛中会遇到的心思严重问题。许多参赛者或许也有很好的水平，但在竞赛中或许会由于严重而发挥异常，得不到名次。这也是现在许多人质疑音乐竞赛的原因。你参与过许多国际音乐竞赛并锋芒毕露，你对音乐竞赛是怎么看的？
曾韵：作为年青的演奏家，不行避免地会在演奏的技能和审美上有各式各样的缺乏，这些都需求时间去前进补足。
我遇事不会退后，已然参与了竞赛，就要尽力取得最好的成果。并且我是代表我的祖国，想到要为祖国赢得荣誉，压力其实是十分十分大的。
我很感谢我的教师温泉教授，是他给我制定的方案——在学习之外，每年暑假都到国外参与竞赛，不论是拿榜首名，仍是没名次，都要拼一把。走运的是收成都还不错，每次都“贼不走空”，没有浪费钱，究竟出国的机票也是很贵的。其实参与竞赛，命运肯定是十分重要的成分。在这方面，我仍是很走运的，得到了我不应得到的，就感觉是突然间最大的好运砸到了脑袋上。
可是提到关于竞赛的感觉，真的很杂乱。咱们也都知道，圆号究竟归于小众乐器，尽管现在学圆号的许多，但咱们对它的了解、这件乐器的曲目量，都是有限的。钢琴家和教育家加里·格拉夫曼对他的学生说：不要参与竞赛！但咱们幻想一下，关于一位年青的圆号学生，假如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竞赛成果，就很难取得和优异乐团一同扮演的时机，由于同行和指挥不太有时机知道你是谁。
但我从来没有单纯地在竞赛中体会到高兴，由于竞赛能够说是一个十分严酷的进程。我的性情不是那种能从打败他人、自己取得名次中得到高兴的类型，我是更期望咱们一同好好玩，不想拼出个“一二三”。
走运的是，经过竞赛，我有时机知道许多同年纪的演奏家，以及竞赛的策划组织者和为竞赛供给保证服务的人员。在这个进程中，我领悟到一个道理——便是作为音乐家，要想取得高兴，必定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遇到风趣的魂灵，乐意向你敞高兴扉和你交朋友的人；第二，自己要做一个“毛头傻小子”，保有一颗单纯真挚的心，对人以诚相待，乐意和人沟通，这样才干构成和坚持从事音乐所需求的比较单纯的思想。
参与了那次柴赛之后，我就接到了从校园来的好消息，告诉我有一个交流学习的项目，能够到欧洲学习。我十分感谢校园，由于我忧虑的是获奖后被组织许多扮演，会让咱们觉得圆号这个乐器和我这个人都很浅薄。没想到校园赶忙把我送出去避避风头，等学成了，铆足了劲再回来。就这样我镇定了一年，又加工前进了许多缺乏的当地，然后再回来渐渐进入独奏家的生计，并作为客座首席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协作扮演，和乐团的整个圆号声部磨合。这些阅历让我感觉到，以多维度的方法参与到音乐创造中十分美好。
迁跃：常常觉得自己藐小是有必要的
北青艺评：作为一位圆号演奏家，在独奏和坐在乐团中演奏这二者间，如同总是要统筹的。上一年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场音乐会“曾韵与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你在上半场的理查·施特劳斯降E大调榜首圆号协奏曲担任独奏，下半场作为客座首席为乐团的圆号声部以致整个乐团的音色带来明显变化。你觉得这种统筹会有什么抵触吗？
曾韵：许多人问我，你现在主要是在欧洲的乐团里演奏，在乐团里给人的感觉如同总是在吹那些粗暴的音乐，这会不会让你的艺术魅力下降？我才24岁，我便是想用芳华体会做艺术家的不同的或许性，多方面地体会一位圆号演奏者的各种艺术空间，包含独奏音乐会、录唱片、参与室内乐演奏、在各地巡演、在国内外的乐团中做客座。
我在独奏音乐会上吹奏的时分，实际上并不那么严重，由于我知道，我的扮演发挥空间很大。但在乐团里演奏真的是十分严重。许多作曲家特别喜爱把圆号放在特别重要的方位，有些时分一场扮演的胜败乃至就取决于咱们圆号声部。比方有一首交响曲是咱们圆号最“厌烦”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有一句看起来十分简略，就四个音，可是一旦吹破了没有时机补偿，由于曲子里其他部分没有给咱们太多体现的时机。假如演奏失利，咱们自己抬不起头，乐团的搭档们也会受拖累。在群像式的出现里，个别的职责感是十分重的。所以，在乐团里吹首席，比起做独奏家的压力要大得多。
北青艺评：管弦乐团开展到莫扎特晚期阶段，现在乐团的样貌就根本定型了。在这个进程中，有一些新的乐器参加，也有一些乐器被筛选，原因之一是太难把握。圆号以柔软绚烂的音色，给一些重要时间带来的美无以代替，让它作为如此之难的乐器不只没有被筛选，反而达到了更高的艺术高度。能够说，包含你在内的新一代演奏家，也代表了我国圆号演奏水平的新的高度。
曾韵：常常有人问我爸，你吹得好仍是你儿子吹得好？我爸说，当然他吹得好，要是后一代比前一代吹得差，那就完蛋了。在我之后，又有年青的我国圆号演奏者在柴可夫斯基竞赛中拿到十分好的名次，我还看到许多教师培育的初一、初二的学生，他们触摸的曲子的深度，是我在那个年纪达不到的。我始终认为，圆号等铜管乐器，需求以群像的方式出现，需求前人不断地共享经历，讲给后人听。
不论我国人仍是德国人、法国人，咱们都宠爱自己的文明。我国人喜爱《梁祝》，法国人喜爱柏辽兹，这是很天然的。可是在做高精尖的文明方面，咱们的包容性是很强的，在用更高的规范向国际展现我国文明的包容性。
我现在在德国的歌剧院里作业，三分之二的扮演是歌剧，三分之一是各种方式的音乐会，我简直每天都在乐池里扮演或许排练。欧洲乐团质量很棒，音乐教育也是全国际最前列的，可是最详尽的排练发生在我国。我参与过国家大剧院歌剧的扮演，一万多末节的音乐，指挥吕嘉把每个末节都十分慎重认真地给咱们进行排练。假如咱们能坚持这样的音乐情绪，必定会越来越好的。
北青艺评：你这么年青就现已完成了几回迁跃式的人生转机，这对作为音乐家的心态会有怎样的刻画？
曾韵：我常常在一个轮回里，今日觉得自己好巨大，第二天又觉得自己很藐小。
我10岁一个人到北京肄业，家里不殷实，爸爸妈妈不或许放下作业来陪我。起先我觉得自己好巨大，但后来发现单独面临日子很难很崎岖。得了柴奖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特巨大，十年的苦没有白受。可是随后去瑞士交流学习的日子遭受了疫情，一同经济压力也很大，又被挫折了一次。
不断让自己觉得藐小是有必要的。所谓一叶障目，总有比眼前这片叶子大的叶子，不断学习新的东西，知道比自己巨大的人，对我来说十分有协助。音乐家没有什么可觉得自己牛的。有人问我，你得了奖又当了首席，可是有几个人知道你？我说，中科院院士的姓名你都能说上来吗？他们不是巨大的人吗？人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做好自己的作业，不断地前进，在生命完毕的时分，墓志铭读起来好听一些就足够了。
（北京青年报）